能忍受，而不为艰难困苦所压倒，是人成就事业的条件。
因此，单纯断言人皆有恻隐之心，在理论上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本然其实并不是人的存在方式。
而他人就是这一根本性的外。这就是为什么孟子经常将仁描写为人之安宅(3/7。(但是，这一自我折叠的结果并不是封闭——成为万物皆备于我的自足的我——而是开放：向他者开放。其实，根本意义上的服从正是我他关系的本质，亦即，是真正的(对他人)负责的本质。这就是说，如果有仁的话，仁也只能通过人而体现，而且只能体现为人——具有恻隐之心的仁者。
的确，从事实上看，他者是作为饥者出现在我面前的，他者确实亟待我的周济，他者的生命此刻甚至就握在我手中。对于孟子来说，这是只要我寻求就一定能得到的求，因为这是寻求已然内在于我的东西：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不仅所谓的名家，还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乃至兵家、阴阳家都对名有着独特的理解，都将其纳入到其学说中，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这样使很多看上去与逻辑学无关的名的资料被轻视，被闲置，甚至被曲解。例如名的对象在为物的场合与为人的场合，与道相关的场合和与法相关的场合，名的使用者为君主的场合与普通人的场合，意义的世界可以完全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史，从广义上讲就是一部政治思想史，思想家们对无益于治的东西没有兴趣。
相反，毁誉、况谓之名因为与政治统治直接相关，所以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④ 虽然他们比中国学者更早认识到西方学术原理在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方面的局限⑤，但也仅是在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内部作一些方法的调整。
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几乎任何一家思想都谈名、重名。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为什么各家都会重名，他们对名有着怎样的表述，名在他们的思想脉络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到了汉代以后，关于名的论述为何越来越少，到了三国魏晋，名思想为何又突然复兴？这些，都足以构成研究课题。
②孙诒让：《籀廎述林》第十卷与梁卓如论墨子书，民国丙辰五年刻本。在先秦秦汉时期，类似于惠施、公孙龙及墨辩学派那样的专决于名或者说弱于德，强于物的人其实不多，相反他们始终作为奇辞、怪说被儒家、法家为代表的当权者打压、批判。[4] (第2-3页)运用西方哲学、逻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析东方的思维方式，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墨辩的研究。在其学说全部只占一域，或为所标主义之一种基念，或以论旨旁衍与名相通。
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所谓名有三科，其实只有二科，即命物之名和毁誉、况谓之名，因为后二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个名与第一个道相对应，指的是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第二个名与第二个道相对应，作动词来使用，第三个名(常名)与第三个道(常道)相对应，即是普通的名称。墨分名为达、类、私三种，荀子分名为单、兼、共、别四类，皆从名之自身性质立言。
有的时候是形容词，指有名。通过这种诠释，中国古代的名、辩思想被认为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基本相同。③参照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参见参考文献[4])之名学、辩学与逻辑——代绪论。有的时候是动词，表示命名、指称。不能说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没有对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意义上的名产生过影响，但相当多的场合，前者只是后者批判的对象。因为完全抛开注疏，抛开其他文献的对比，有时反而离开文献的正确解读越来越远。
对其他思想流派的研究来说，名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对西方学术思想(更准确地讲是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导致的灾难，不仅仅是材料取舍和研究课题选择上的偏差。
经过数代杰出学者的努力而创建起来的中国古代逻辑学已经是一门独立的体系完整的学科，说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门类似逻辑学的学问是过分的，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全面否定论，不利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8] (第28-32页)。第三，除了可信度较高的文献资料外，还应尽可能多地利用最新出土的考古材料。
至于《邓析子》，涉及文献材料真伪问题，只能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材料。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无论在内容上及受重视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而目前的研究格局却正好与之相反。
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名的基本含义和语言相关，或者说就是标记符号。它说明中国逻辑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西方学术理论、方法在墨辩研究中的缺陷。战国时期名思想的盛行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就指称的范围而言，它有的时候指的是具体名称，有的时候指的是抽象概念。
二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相比，至今为止，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之专门研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零散而无系统。笔者对此有过讨论，参见曹峰：《〈尹文子〉に見ぇる名思想の研究》，东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洋文化研究》第八号，2006年。
3. 《尹文子》是不是尹文本人的著作。[2] (第476页)可见，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分类并不多见，只在《墨子·经上》，《荀子》及《尹文子》中可以看到。
正因为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如何把握它，管理它，由谁来把握它，管理它，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例如《尹文子·大道上》说：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
整个二十世纪的《墨经》研究大家，如二、三十年代的梁启超、胡适，四十年代以后的谭戒甫、沈有鼎，基本上都是沿着孙诒让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在努力。这项研究不仅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注释：①本文所引《尹文子》原文主要依据的是伍非百所作《尹文子略注》，收入《中国古名家言》(见参考文献[2])中。已有一些研究者尝试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名思想。
缺陷不止于此，这100多年来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造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即根据西方的学术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思想时，我们很容易在接受其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把中国古代思想本来有机相关的问题割裂开来，削足适履式地去适应西方的学科分类。至今为止关于名的研究，几乎把重点完全集中于名在语言学上和逻辑学上的意义，即便讨论孔子和荀子的正名说，也大多是从逻辑学的角度。
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也就是说儒家所讨论的名，大致属于伦理学意义上的层次，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调节性的而非规范性的。
这些材料也反映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思想的发展是当时政治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尤其在马王堆帛书中，可以为名思想研究提供的材料极为丰富，当尽最大可能去利用之，把握之。知识论，宇宙观的发展，社会秩序的重新安排，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的完善，实用主义思潮的盛行，这些复杂的社会思想背景与名实关系的讨论，与各种正名说的展开交织在一起，使名的思想呈现极其复杂的面貌。
